Monday, January 16, 2012

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(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)

作者:马丁路德

亲爱的牧师同工们:

我在伯明翰市立监狱的囹圄当中,读到了你们最近的声明--称我们当前的行动“不明智又不合时”的声明。通常我很少费时去回答对我的工作及思想的批评。若是我想回答所有堆到我桌上的批评,我的秘书只好整日价写信写个没完,我也无暇从事建设性的工作。然而我觉得你们充满了善意,你们的批评不失诚挚,因之我希望以耐心理性的措辞来回复你们的声明。

既然你们受了反对“外人介入”这种说法的影响,我想我该说明一下我何以出现在伯明翰。我有幸担任基督教南方负责人会议的主席,该组织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,在南方每个州都开展活动。整个南方我们设有八十五个分支组织,其中的一个便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。我们经常与各分支机构,分享工作人员、教育及财政资源。几个月前伯明翰的分支机构吁请我们制订一项非暴力直接行动方案。我们准备同意他们的吁请;一旦时机成熟,我们便会履行诺言。因此,我与我的几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因我受邀来此,我来这里是因我在这里存在着组织关系。

然而我来伯明翰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。一如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离开自己的村落,将他们的“耶和华这样说”带到远届外邦的区域,一如使徒保罗离开他的大数(Tarsus)小村,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播扬到希腊-罗马世界的每一角落,因之我也不能不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的家乡以外去。我必如保罗一样,不断回复马其顿人求助的吁请。

而且,我认为所有的社区、所有的州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。我无法闲坐亚特兰大,对伯明翰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。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。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道的网里,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。对一处的直接影响,对他处是间接影响。我们再不可生活在窄仄偏狭的“外来蛊惑家”的观念下面。只要住在这个国家,便绝不可视任一地方的人为外来者。

你们对现在伯明翰的示威感到痛惜。然而我很遗憾地说,你们的声明对于引起示威的原因没有表现同样的痛心。不用说,你们不同于那般浅薄的社会分析家,他们单单盯住后果,而不去抓住根本的原因。目前伯明翰的示威固然不幸,然而该市的白人权力结构令黑人社区无所选择,则是更其不幸的事情。

任何非暴力运动,都要包括四个阶段:(1)收集事实,以判定不公正是否存在;(2)谈判;(3)自我净化(self-purification);(4)直接行动。在伯明翰,我们已经历过所有这些阶段。

无可否认,种族方面的不公正席卷了此一社区。或许伯明翰算得上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。其暴行的丑恶记录尽人皆知。黑人在法院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。较之我国别的城市,伯明翰有更多爆炸黑人住宅及教堂的案件未曾解决。这里多得是残酷的铁证。基于这些原因,黑人领袖们才会试图与城里的首脑们进行谈判。然而,首脑们却断然拒绝进行善意的谈判。于是在去年九月,我们有机会得同伯明翰经济社区的首脑进行会唔。在谈判期间,商人们做出了某些承诺——诸如,取消商店里羞辱性的种族标志。基于这些承诺,弗莱德•沙特斯沃思牧师以及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同意,暂停实行一切抗议行动。然而过了几月,我们知道受了破坏承诺的害。一些标志取消不久,又移了回来;另一些则根本就原封未动。

一如从前的无数经历,我们的希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,我们的心里笼罩着深切绝望的阴影。我们别无选择,惟有准备进行直接行动;由此,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,向地方及全国社区的良知,申明我们的处境。考虑到这其中不乏困难,我们决定先来进行自我净化的过程。我们开始了非暴力的一系列实习,我们不断自问:“你是否能挨打而不还手?”“你是否能忍受监狱的考验?”我们确立了在复活节期间进行直接行动方案的时间表,认为除会圣诞节而外,这乃是一年当中主要的购物时期。我们晓得,直接行动有一个副产品,便是经济的有力紧缩;我们觉得,这会成为一个绝好的机会,向商人们施加压力,以赢得我们所需的变革。此后我们了解到,在三月伯明翰要进行市长选举,于是立即决定在选举之前,暂缓实行直接行动。待到我们得知,公共安全行政长官欧仁•“布尔”•康纳尔将在最后一轮投票当中赢得多数,我们又一次决定将行动延期到投票日之后,好使得抗议运动不至被利用来掩盖了问题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,我们也等着见到康纳尔先生竞选失败,为此目的,我们不惜将运动一再延期下去。此一社区既需要我们援手,我们觉得,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再也无法继续拖延。

你们或许会问:“何必要搞直接行动?干吗不来点静坐,来点游行之类?谈判岂不是更好?”你们倡导谈判,这非常正确。不错,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所在。非暴力的直接行动,正是要寻求制造这样的危机,促成这样的紧张,好让不断拒绝了谈判的社区,被迫面对这一个问题。它是要使得再无法漠视的问题,变得引人注目。我这里讲,制造紧张乃是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,听上去颇有点危言耸听。然而我必得承认,我绝不惮于“紧张”一词。我真诚地反对暴力的紧张,可另有种非暴力的建设性紧张,却需要我们推波助澜。一如苏格拉底觉到需要在人心之中制造出紧张,以使得人们脱离开神话与真假混杂的思想之羁绊,臻于创造性分析与客观评价的自由王国,我们也必得了解,需要非暴力的牛虹,在社会制造出一种紧张,以帮助人们脱离开偏见与种族主义的黑暗深渊,达到理解理友爱的壮丽山巅。

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,其目的便在于制造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,以期不可避免地开启谈判之门。因此,我很赞同你们的谈判呼吁。我们心爱的南方,可悲地挣扎在一言堂的泥沼之中,而拒绝了对话,已经何其长久!

你们声明的一个基本要点,是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在伯明翰进行的行动不合时宜。有人会问:“干吗你们不肯给新的市政当局做事的时间?”对这一诘难,我惟一能做的回答便是:伯明翰新的当局在做事之前,必得像那将要出发的人一样给人推一把。若是我们觉得,选了艾伯特•鲍特威尔做市长,伯明翰就会迎来太平盛世,我们就大错特错啦。鲍特威尔先生或许会比康纳尔先生更和缓,可他们一例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,一心单想着维持现状。我倒是希望鲍特威尔先生够理智,看得出大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,只会徒劳无益。然而没有民权志士们施加的压力,他决计看不到这点。

朋友们,我必得告诉你们,不施加合法且坚定的压力,在民权领域便得不到丝毫的进步。有一个历史事实颇为可悲,便是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。个人倒能够见到道德之光,而自愿放弃其不公正的地位;然而集团,诚如莱因哈德•尼布尔告诉我们的,却比之个人更其倾向于不道德。

通过痛苦的经历,我们晓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愿赐予给我们;它必得由被压迫者要求过来。坦率地讲,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直接行动运动,能在那般未曾饱受过种族隔离之苦的人看来乃是“合乎时宜”。多少年来,我一直就听到这个词:“等下去!”每个黑人都听腻了这样的聒噪。所谓的“等下去”,差不多永远意味着“绝不去做”。诚如我们的一位卓越的律师所说,我们必得知道,“延误太久的公正,便是否认了公正”。

Friday, January 13, 2012

台湾的民主进程 (History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)

2012年的台湾大选,出乎意料地成熟、平静。这次除了总统选举外,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。(台湾的议会从两院制变成一院制,这次的立委选举113个席位对各个政党获得议会控制权变得格外重要。)虽然各个政党都有造势大会,有电话拉票,有电视辩论,但一切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的规格。走近台湾观察选举,很难想象第一次民主选举仅仅发生在16年前(1996年)。

台湾如此顺利而迅速的民主进程,来源于过去62的发展(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三民主义思想,及1946年的制宪大会,但我们这里只阐述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历史):从1950年开始的地方选举,到1960年的思想启蒙,到之后的党外运动,再到1987年解除报禁党禁,台湾的民主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。

1.地方选举

1947年,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试行办法:村、里长及乡、镇、区民代表民选产生。从1950年起, 台湾地方自治就从"试行"成为"实行"。地方上的间接选举正式确立。

1954年后, 地方上开始直接选举。乡镇长及县市长,议员可以直接选举。开放了省议员直选。但是省长选举没有开放。为保证选举的公正, 成立了中立监督机构—"选举委员会"。党外人士当选的是比例1/7 。

1969年,产生了国大代表, 立法委员增补选条例, 开放空额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。也就是说,在中央层面出现了一些民主。当年只有15个选举名额(总代表名额1300)。国民党得到大部分名额。但是这个门打开了。

1977年进行五项公职同时选举(县市长、县市议员、台湾省议员、台北市议员与乡镇市长), 这是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以来最大的选举。 难得的竞选形势造成”党外人士”参选众多, 选情激烈。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在未获国民党提名情况下, 坚持参选桃园县县长, 而被开除党籍。桃园中坜国小投票点发生舞弊事件,引发民与警的暴力冲突, 酿成死亡二人的"中坜事件"。最终许信良在强大民意下击败国民党竞选人, 高票当选桃园县长。

在这次选举中,“党外”人士进行全岛串联,多人以“党外”之名竞选,最后赢得4席县市长、21席省议员、8席台北市议员等。这场大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。

2.民主启蒙

1) 1960年停刊的《自由中国》--知识分子的先声